2026年11月8日下午，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李宏锋应邀来到陕西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在我院一层会议室作题为《丝路音乐交流与音乐史学融通——兼论中国音乐自主知识体系的时空特性》的学术讲座。讲座由我院二级教授张君仁主持，我院部分教师及博硕士研究生到场聆听并参与交流。

李宏锋研究员主要从事先秦礼乐、唐宋音乐史、乐律学、丝路音乐交流等领域研究，注重传世文献与出土音乐文物的相互印证，著有《礼崩乐盛——以春秋战国为中心的礼乐关系研究》《道易惟器——宋以来宫调理论变迁及与音乐实践关系研究》、学术论文集《乐史披沙》《乐史融通》等。本次讲座以丝绸之路音乐交流为线索，围绕丝路概念的源流、中国音乐的多元构成、唐宋音乐的历史地位以及中国音乐研究的视野与方法等问题展开。

讲座伊始，李宏锋研究员从“丝绸之路”概念的源头谈起，指出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在《中国——亲身旅行和据此所作研究的成果》中考证的是汉代自长安西行的具体路线，此后草原丝路、西南丝路、海上丝路等说法均属概念的泛化。随后，他借梁启超《中国史叙论》中“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的划分，说明秦汉以后中国音乐的发展始终处在亚洲的交流网络之中，现有中国音乐史大多沿用中原王朝史的叙述框架，若从中亚等周边地区的视角审视，可能呈现另一种面貌的中国音乐史。

在论述中国音乐的多元构成时，李宏锋研究员借用考古学的“地层”概念，将汉代鼓吹乐所代表的草原游牧音乐、以琵琶和筚篥为代表的古波斯乐器、随佛教传入并在龟兹沉淀而成的龟兹乐，视为叠加在中原农耕音乐之上的不同文化层，并指出唐代燕乐二十八调的形成与苏祗婆“五旦七调”的传入密切相关。以西安鼓乐为例，其中笙为本土乐器，管与笛则经由西域传入，乐种本身即是交流融合的产物；研究者若只关注现存演奏的表层形态，而不深入考察乐谱、记谱法与曲牌来源，便难以把握其历史层次。

讲座结合多个具体案例说明史料考辨的重要性。敦煌乐谱经饶宗颐委托学者查验巴黎所藏原卷，证实乐谱抄写于为誊录《长兴四年中兴殿应圣节讲经文》而粘接的纸张背面，二十五首乐曲同属一部唐大曲的旧说由此难以成立。音乐术语方面，《拨头》或源自突厥语中意为“勇士”的batur，《碣石调·幽兰》中的“碣石”即苏祗婆七调中的“鸡识”，李宏锋研究员鼓励学生就这首琴曲的西域音乐属性撰文研究。现场播放的姜白石自度曲管子演奏录音中变音频繁，李宏锋研究员据此指出，姜白石十七首自度曲无一首为纯五声音阶，以“五声性”概括中国音乐，是近代以来形成的简化认识。

针对当前研究中的问题，李宏锋研究员引述韩宝强对阿炳与宋飞演奏录音的音律比较：宋飞的音高更接近钢琴十二平均律，阿炳所奏小三度则明显窄于300音分。以十二律框定传统音乐的音高、以二等分节拍观念切分传统节奏，都会使中国音乐的自身特点在研究中被消解。他由此提出，中国音乐自主知识体系能否由一批自幼接受西方音乐体系训练的研究者建成，值得正视，并对“个案遍地跑，框架满天飞”的研究倾向提出批评。

在研究方法上，李宏锋研究员转述其导师关于“阅兵方阵”与“多兵种协同作战”的比喻，主张打破古代音乐史、乐律学、民族音乐学与少数民族音乐研究之间的界限，将民族语言文献、西域古文献、域外音乐理论文献及出土文物一并纳入史料范围。他以本人指导的学位论文为例，介绍了十二木卡姆与唐代燕乐二十八调的比较研究、龟兹乐研究等选题，强调研究者的知识储备应“配得上研究对象的历史文化内涵”，在学习中主动走出舒适区。讲座最后，他建议在场学生从今年起选定一门对自身研究最有用的民族语言或外国语言，并充分利用学校文学院、历史文化学院等院系的学术资源。

交流环节，我院青年教师结合北周突厥阿史那皇后陪嫁乐人的研究，与李宏锋研究员进行了交流。本次讲座以丝路音乐交流为切入点，为全院师生重新思考中国音乐史的史料边界、探索跨学科研究路径带来重要启发。